>> 您的位置:主页 > 寺院留痕 > 高僧大德 > 正文

一代高僧:法舫大师

发布者:慧仁   来源:南山古寺


 

    法舫法师,俗家姓王,1904年出生,河北省井陉县石家庄人。17岁依姚家井观音寺是岸和尚剃度出家。后依道阶法师受具足戒。1922年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开学,法舫南下武昌,入佛学院为第一期学生。法舫法师是太虚大师的入室弟子,他对大师革新佛教的理想竭诚拥护,不遗余力。三度主编《海潮音》杂志,发表许有关教理和学术的文章,并宣传佛教的革新运动。

 

    法舫法师事迹

 

    感困离俗

 

    法舫回到家乡后,曾读过两年县立初级中学,他生性勤奋好学,所以成绩优良。唯感于自幼孤苦,身世飘零,时有出世离俗的念头。1921年(民国十年),十七岁时,依姚家井观音寺是岸和尚剃度出家。后来到北京法源寺,依道阶法师受具足戒。

 

    1922年(民国十一年),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开学,法舫以在北京任陆军部部员王虚亭居士的介绍,南下武昌,入佛学院为第一期学生。王虚亭居士亦于是年秋天辞去军职,到武昌佛学院依太虚大师剃度出家,法号大严。

 

    勤学向上

 

    法舫在佛学院两年,他戒相庄严,为学精进,深为师友所推重,亦为太虚大师所赏识。武院本定三年毕业,第二学年开始时,太虚大师感于学生程度参差不齐,施教困难,因此决定把第一期学生提前毕业,将第二、三学年的课程浓缩在第二学年上完。因之,法舫于十三年六月毕业。

 

    法舫毕业之前,大勇法师在北京慈因寺,成立「藏文学院」,专修藏文。武昌佛学院的毕业生中,有大刚、超一、法尊、观空、严定及法舫等多人,都转学到北京藏文学院学习藏文。翌年,藏文学院改为「留藏学法团」,专究藏密,为赴藏学法作准备。

 

    1925年(民国十四年)秋,大勇率领的留藏学法团由北京启程,团员有法尊、严定、大刚、观空等二十余人,法舫亦为团员之一。学法团由四川入西康,行到甘孜,因故不能前进。法舫以学法之事机缘未具,乃返回武昌佛学院。武昌佛学院原设有初级部、大学部、研究部三部。后来因在「北伐」期间,佛学院为军队占用而停顿,师生星散。法舫回到武院,与大敬法师二人留在院中看守。在此期间,他潜心自修,专攻唯识学与俱舍学,数年之间,学力大进。

 

    修学教学

 

    1929年(民国十八年),太虚大师自欧美弘化归来,于佛学院旧址设「世界佛学苑研究部」,由法舫负责筹备。1930年(民国十九年)夏,大师在北京柏林寺,与住持台源设立的柏林教理院合作,命法舫将武昌的「世界佛学苑筹备处」及「锡兰留学团」迁到北京柏林寺。同时把教理院的学生改为世苑的华日文系,将武昌迁去的锡兰留学团改为世苑的华英文系,仍由常惺法师任院长。法舫担任世界佛学苑筹备处的书记,并在柏林教理院任教职兼任监学,协助常惺法师。他在教理院开讲《俱舍论》,义解精当,深受学生欢迎。

 

    是年秋,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,日人谋我日亟,致华北情势紧张,经济萧条。1932年(民国二十一年),柏林教理院以经费无著而停办。年底,法舫又奉太虚大师之命,把世苑迁回武昌,在武昌佛学院内成立「世界佛学苑图书馆」,法舫任图书馆主任。世苑图书馆,原是由武昌佛学院改组而成。其中佛学院原有的图书及太虚大师的藏书全集中于此。馆中藏书凡二万四千二百余部,十一万一千余卷,其中有日本《大正藏》、《万字续藏》、《频伽藏》、巴利文藏经,及普通书籍《四部备要》、《图书集成》、《万有文库》等,舫师以二年时间,分门别类编号整理。以后逐年增加,书籍达到十余万册,成为一所极具规模的图书馆。

 

    在整理图书馆期间,法舫法师在馆中恢复了早年武院的研究部,集中优秀的僧青年从事佛学研究。研究员多是闽南、柏林、九华等各地佛学院的毕业生,或在各地佛学院任过教师的青年法师。如谈玄、本光、苇舫、尘空、印顺、寂安、清虚、敏智、守志等,都曾在此研究。

 

    在主持图书馆的同时,他接手编辑《海潮音》月刊,从事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理想的宣传。他主编了第十三卷全卷。以后又两度接任主编,先主编十六、十七、十八三卷,后来又主编二十一卷。后两次主编海刊,是在「八年抗战」期间,在重庆编辑发行的。

 

    传盛佛学

 

    由民国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五年之间(一九三三~一九三七年),是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的极盛时期,法舫在这段时间,为图书馆尽了最大的心力。民国二十六年(一九三七年)抗战军兴,武汉成为军事要冲。1938年(民国二十七年),舫师应太虚大师之召,及重庆汉藏教理院法尊法师之请,西上入川,进入汉藏教理学院任职教务主任。舫师在汉院三年,协助法尊处理院务外,并讲授《俱舍论》,深受汉院学生的欢迎。後来,舫师示寂,演培法师在〈敬悼舫公法师〉一文中,追述舫师在汉院的情形∶

 

    舫公对于佛法的认识是多方面的,但特精于唯识、俱舍,我在汉院时,他为我们同学亲授俱舍一课。每当他来上课时,同学们即聚精会神的静听,他那启发式的教学方法,口若悬河的无碍辩才,引起了学僧的兴趣。尤其他对每一事理的分析明白,每一论题的剖析精微,更能控制学僧的情绪。舫公主持汉院教务三年,对院内应兴革的事宜,确费了不少的心力,汉院得有今日的声誉,虽说是由于抗战时大师住院指导,名德法师的集中教学,但舫公的多方擘画,辛勤领导,其功尤不可没。

 

    离国考察

 

    1940年(民国二十九年),太虚大师率团访问印度、锡兰各东南亚佛教国家,他感于对这些佛教国家有进一步联络的必要,归国之后,商得教育部同意,派遣法舫以传教师名义,赴东南亚各国传教,并携达居、白慧二师赴印留学。三人于民国三十年(一九四一年)出国,途经缅甸,留下达居在缅甸学习巴利文,并在十方观音院附设的佛学院任教。法舫和白慧二人亦在缅甸停留年余,考察当地佛教情形,于民国三十二年(一九四三年)二月始到达印度。

 

    国外传教

 

    舫师偕同白慧到达印度后,进入著名的「国际大学」,从事梵文、巴利文及英文的研究。此时,战前已赴印度担任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的谭云山居士,对法舫的接引与照应殊多。法舫在国际大学进修三年,又转往锡兰智严学院,从事巴利文及梵文小乘教理的研究。法舫刻苦修学,进步颇速,短短四年,他已勉强可用英文授课,并试译巴利文佛典《南传阿毗达摩摄义论》。

 

    1947年(民国三十六年),他在锡兰惊悉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,悲痛不已。而上海方面,太虚大师的弟子和护法居士们开会讨论,认为大师圆寂,奉化雪窦寺及武昌世苑图书馆都乏人主持,咸认法舫法师是最理想的人选。于是大家联名敦促,希望他早日返国。法舫认为扶持大师的事业,是弟子应担的责任,乃摒挡归国。途经马来西亚、香港,所至辄随缘教化,备受四众推崇。民国三十七年(一九四八年)五月抵上海,迳往奉化雪窦寺礼太虚大师舍利塔。并继大醒法师之后,出任雪窦寺住持。是年秋末,他又赴武昌,接任武昌佛学院院长,并在院内为太虚大师营建舍利塔。

 

    疲劳而逝

 

    早在抗战胜利之后,太虚大师即命苇舫法师去武昌,交涉收回武院旧址,予以修缮整理,计画复院工作。1947年(民国三十六年)修整就绪,对外招生,于中秋节开学。民国三十七年(一九四八年)舫师抵达武昌之时,武院代院长苇舫已到上海接任玉佛寺住持。舫师接任院长后,原想有一番作为,

 

    以光大太虚大师的佛教事业。唯以内战日炽,烽火连天,人心浮动不安,学院亦受到影响。1949年(民国三十八年)春,受请到湖南长沙讲经,讲经圆满,战局剧变,已无法回武汉。只好南下广州,驻锡六榕寺。这时,武院学生隆根也到了广州,到六榕寺谒见,告知武院受战事影响,学生星散。隆根是卖自己的书籍,凑作路费来到广州。大局如此,舫师为之黯然。他告诉隆根,将在六榕寺休息一段时间,然后到香港转赴锡兰,到锡兰大学任教。他致送隆根两枚银元,希望隆根离开广州到香港去。

 

    1949年(民国三十八年)底,舫师抵达香港,受佛门善信之请,五启讲席,法化称盛。1950年元月底,离港抵新加坡,卓锡灵峰菩提学院,应请讲《般若心经》三日,复应新加坡佛教总会之请,在圆通寺讲《药师经》十日,之后转赴锡兰。是年五月,他在锡兰出席由锡兰召开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大会。会后应聘锡兰国立大学,担任该校中国佛教文学及大乘佛学教授。他以流利的英语讲授大乘教理,深受学生欢迎。暇时曾一度游化马来亚、暹罗等地,事毕仍返锡兰。

 

    他原患高血压症,唯并不影响工作。在锡兰大学任教年余,1951年10月,突以脑溢血逝世,世寿四十八岁,僧腊三十年。